不能忘却的那一抹红
作者 叶红
三坊七巷,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文化地标。春夏秋冬,无论什么时候走进去,你都会感觉到这片土地丰厚、深沉的文化底蕴,如老酒般散发出迷人的醇香。
林双伟 摄
这一次,我的脚步长久地停留在了七巷之一的安民巷。这条巷位于福州南后街东侧,黄巷之南,宫巷之北。东西走向,全长317米,宽3至5米。传说,唐末黄巢入闽,兵至巷口,出榜安民,故名“安民巷”。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千百年的风雨淘洗,霜雪磨砺,造就了安民巷的多彩风韵,使之书香四溢,市声熙攘。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历史名人众多。有宋中奉刘藻、太宰余深,元行省都事贾讷,明都御史王鼎,清知府郑瑞麒兄弟、五子科甲曾晖春,清代画家郭开泰和诗人林瀍。巷内尚存曾家宅院、鄢家宅院、程家小院,以及回春药局后院、观我颐糕饼商宅院、谢万丰糕饼商宅院等20座明清古建筑,民国时,巷口还设世界书局。但是,它真正被更多人所熟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历史的烛照中,这里曾经闪现过一大批共产党人坚毅果敢的身影,承载着一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值得我用浓重的笔墨去书写和回味。
安民巷53号是一座占地461平方米的清代古建筑。前后为一进院落,坐南朝北。厅堂面阔三间,进深五柱,厅后有天井,两侧披榭。当年,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就设在此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抵御外侮,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和南方八省十多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10月底,张云逸受党中央的派遣来到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会见,推动福建各地的国共合作谈判。1938年2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与王助、孙克骥、徐平羽、马骏等人来到福州,与陈仪进行进一步谈判,最终达成国共合作协议,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2月23日,办事处正式成立,由中共闽东特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王助以新四军高级参议的军衔任主任,闽东特委书记范式人以新四军军部上校秘书的身份参加办事处领导工作。
办事处成立后,对外公开的任务是加强同军部联系,办理新四军北上后留守地方的事宜。隐蔽的任务是以这个公开的机构为掩护,恢复和发展福建地区被破坏的党组织,组织各类抗战团体,建立抗日武装力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
这期间,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依然对共产党虎视眈眈,办事处处于国民党军警特务严密监视之下,四周皆有安插的特务据点,人员外出有特务跟踪,特务还伺机制造各种摩擦。尽管处境恶劣,但王助、范式人等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坚守党的合法阵地,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智斗勇中彰显了共产党人超凡的胆识和魄力。
彼时的中国,山河破碎,狼烟四起,抗战的硝烟正浓。为推动民众抗战意识的觉醒,办事处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总队部,开展进步的文娱、体育活动;派出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参加国民党“福建省抗敌后援会”;组织抗敌剧团、乡村工作团、抗日妇女后援会等奔赴一线,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创办《战友》周刊、《老百姓》报、《战时木刻》画报等刊物,推出街头壁报发出抗战呼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1938年春天,《松花江上》《救亡三部曲》等悲壮慷慨的歌曲响彻福州东街口文艺剧场上空,南台歌咏队带来的大规模歌咏晚会激发了听众压抑已久的愤怒和仇恨,歌咏晚会成了抗日救亡的一次动员大会。福州也因此成为东南抗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1939年,因沿海局势紧张,福州国民党政府机关、学校相继迁往内地,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也于6月迁到南平。
我到访的那一日,恰逢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的刘云刚会长在给参观图片展的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的一大批年轻人讲述长征的故事。他热情洋溢的解说,顷刻间把我们带入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我不由得想到了约翰.罗斯金的《建筑的七盏明灯》里的一句话:“毫无疑问,那些带有历史传说或记录着真实事件的老屋旧宅,比所有富丽堂皇,但却毫无意义的宅第更有保护和考察的价值。”
距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旧址不远,是福州另外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立本弄3号,中共福州市委(地委)旧址,也是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徐琛夫妇曾经的住所。这座300多平方米的老宅是现今仅存的大革命时期中共福州地委旧址,它是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史的见证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福州青年积极响应,中等以上学校的进步学生积极联络,组织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游行,他们的先锋带头作用唤醒了民众,推动了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陈任民为代表的福州进步青年率先与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恽代英、施存统,广州的李之龙建立了通信联系,1923年,陈任民、方尔灏等人组织出版福建省最早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刊物《冲决》周刊和《尖兵》半月刊,激烈地抨击封建军阀的统治,向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5年4月1日,福建省的第一个共青团组织——共青团福州支部成立,在领导一系列工农群众运动中,迎来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从此,福州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徐琛、余哲贞都是广东汕头人。徐琛出生于1904年,15岁就在汕头市第二小学教书。任教时,徐琛深受国共合作和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由此开始了革命的生涯。由于任教讲学的缘故,徐琛口才极佳,经常在公众场所发表进步言论,宣传革命思想,是当时汕头市教师联合会的骨干。
小徐琛3岁的余哲贞,自幼性格倔强,喜欢听杨门女将一类的故事。1923年秋,她考入汕头市女子师范学校,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进步青年,阅读《新青年》和《妇女周报》等杂志,并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潮汕妇女解放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
在革命斗争中,余哲贞与徐琛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从汕头市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就与徐琛结婚了。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徐琛与余哲贞不仅在革命思想上大有进步,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一路北上,在1926年12月初随北伐东路军进入福州。他们把家安在了安民巷立本弄3号,后来也作为了党组织的机关办公地。
在福州,徐琛参加了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工作,余哲贞则担负福州地委的妇女工作。在中央特派员王荷波的指导下,他们与方尔灏、蔡珊、陈兴钟等同志大力加强福州党组织建设,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福州的党组织以星火燎原之势深入人力车夫和店员等无产者。至1927年4月,福州地委所属的党支部共有26个,拥有党员150余名。
4月3日,国民党极右势力经过精心策划,在福州发动了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四三”反革命事变。他们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方尔灏、徐琛、余哲贞、朱铭庄、郑长璋、林梧凤、陈兴钟、郑尚衡、王劲民、黄素云等30余名共产党员相继被捕入狱,中共福州地委遭到严重破坏。
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无所畏惧。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事业,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赴义于福州西门的鸡角弄。
沿着斑驳的木楼梯,上到二楼,就来到了徐琛、余哲贞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屋内摆设朴素,家具陈旧,墙上的一张老照片,一下子就攫取了我的目光。这是这对年轻的夫妻和他们的母亲、兄弟的合影。亲情怡怡的两代人。老者慈爱安详,年轻人英姿勃发。但是,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他们还是毅然舍弃家园,共赴国难,走上了血与火的红色征程。
卧室的正对面是艺术家精心绘制的一幅大型漆画。画面中,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相携着,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那轻扬着黑发的青春的头颅,在罪恶的子弹面前昂扬着,在如血残阳的映衬下,显得尤为明亮生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何等豪迈的勇气和襟怀啊!他们的生命,在我内心的一次次阅读中,一点点地,成为青铜铸就的玫瑰和荆棘,刺破黑暗,迎来曙光。那一年,徐琛23岁,余哲贞仅有20岁。
“中共福州市委(地委)革命历史陈列”的最后一部分,是“英雄赞”,也是展陈极具分量的一部分。推出了林祥谦、王荷波、陈昭礼、方尔灝等十几位代表性的英烈的生平简介。面对着这些模糊的黑白老照片,我沉思。这些战死而不屈的灵魂,静坐着,向时间示威。死亡,使他们成为“在场的缺席者”,但他们的名字,却构筑了一个个辉煌的生命史,那些黑白的照片,是血,冲洗出来的。这抹耀眼的鲜红,又似一束遥远的强光,在它的探照下,我们平凡的生活得到了增色。我以眺望的姿态,回溯历史,仿佛看到了曾经的那些场景和事物,以它们的顺序排列着,以它们的节奏行进中。我终于把那些线,那些点,用自己的深情,串联起来。
离开旧址之前,我专门细细浏览了门口的访客登记簿。来这里学习参观的人来自天南地北,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有团队,也有个人。我特别欣喜地发现,这其中很多是来自大、中、小学的莘莘学子。记住英雄,毋忘那些踔厉奋发的红色岁月,是我们对于历史的敬重与持守。
回忆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更为了展望。衷心祝福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中国共产党,愿青春中国未来“春光尽十分”,永远充满风展红旗如画的诗意与美丽!